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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迁都后大肆新建庙宇

公元386年,北魏在十六国争雄中异军突起,统一北方,定都大同。大同距中国腹地遥远,不利于统治。公元471年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为展示雄才大略,积极推进迁都洛阳,但屡遭大臣反对。无奈,他以南伐为名,出动30万大军,誓师南进,行至洛阳,阴雨连绵,将士疲惫不堪。军队在洛阳稍作休整后,他即骑马执鞭,号令六军,继续南进。群臣纷纷跪于马前谏言:这样南伐,必败无疑。孝文帝说:“不南伐,即当移都于此。”群臣只得同意,于是定都洛阳。

北魏乃鲜卑族政权,鲜卑人在草原游牧,崇尚自然,崇拜太阳,道教、佛教传到此处,一一被人们接受。魏文成帝后,崇佛之风日盛,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佛教的发展更是推波助澜。他建立各级官方佛教管理机构,设置僧官;请一些高僧每月到宫廷讲经三次;广做佛事,还亲自为出家人剃发。他率领皇亲国戚参与大型礼佛活动,重臣公卿争相趋附,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就表现了这一盛大仪式。

寺院是佛教传播教义、组织僧众活动的重要场所。孝文帝一到洛阳,就以祖母冯太后追福的名义,在城南开阳门外的劝学里建报德寺。《魏书》中记载了孝文帝诏建此寺一事,高祖诏曰:“朕以虚寡,幼篡宝历,仰恃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后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

孝文帝身边有位西域高僧菩提跋陀,长期为孝文帝讲经祈福、出谋划策,颇受敬重。但跋陀好山林之乐,不喜城市的喧闹,一到洛阳,心烦气躁,闷闷不乐。孝文帝深知跋陀之意,下诏在京畿的嵩山专为跋陀修建了少林寺,供他静养修炼。今少林寺山门石坊刻有“祖源谛本”“跋陀开创”“嵩少禅林”“大乘胜地”等字迹,显示了少林寺的来历及它在佛教界的显赫地位。

汉明帝创建的白马寺,经魏孝文帝下诏整修后,依然是巍然大寺。寺内珍藏的最早经函保存完好,人们常烧香供奉它。这里的石榴、葡萄均从西域引种,优异于别处,故有“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的美誉。白马寺寺内有沙门宝公,虽形貌丑陋,却通晓过去,预知未来三世之事。据说,胡太后向他询问世事,宝公道:“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皆不知其意。建义元年,胡太后被尔朱荣投入黄河淹死,这才验证了宝公之言。

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厉行新政。其一是北人迁洛悉为洛阳人,“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其二是改胡姓为汉姓,孝文帝改姓为元;其三是逝北语,讲汉话;其四是禁胡服,改礼俗;其五是定姓族,行联姻;其六是改官制,定律令,同时大兴土木,扩建洛阳城。至今遗存的汉魏故城测量显示,北魏洛阳外廓城长、宽均达10公里,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这座古代最大城市又是中国历代佛寺最多的城市。据《洛阳伽蓝记》载:京师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自孝文帝,洛阳城大规模建造佛寺、佛塔、佛窟,使洛阳佛寺数量达1367座,仅西域僧人即3000多人,拥有佛经达415部1919卷,洛阳被誉为“佛国”。

北魏洛阳高僧云集,着名的有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昙摩最等。昙摩流支在洛阳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等3部,菩提流支译出《十地经论》《佛名经》等30部,佛陀扇多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等11部。昙摩最在融觉寺主讲《涅槃经》《华严经》,有僧徒千余人。菩提流支读昙摩最的《大乘义章》时,常“弹指赞叹,唱言微妙”,被文章的立论和文采折服,并用梵文译出,派人送往西域。西域沙门读后钦佩不已,常向东面遥拜,称昙摩最为“东方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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