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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婆一句话标准化传播知识,运动式治理

《标准化传播知识的机理及绩效评价》(宋明顺著,中国标准出版社2018年10月版),将标准化研究融入知识管理领域,阐析了知识经济的主要运行机理,拓展了标准化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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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标准的知识属性进行研究,从词典、辞海、专家学者和国内外研究机构关于“知识”的定义和概念解释中找出共有元素,并与“标准”定义中的核心元素进行比对,得出“标准就是知识”的结论。

李辉  

知识只有传播才可能产生效益。全书归纳了我国通过标准传播知识的方法:强制方式,主要通过强制性标准的实施来传播知识;自愿方式,通过推荐性标准的实施来传播知识;认证方式,通过管理标准认证和产品标准认证来传播知识;联盟方式,通过产业联盟实施联盟标准来传播知识;示范方式,通过标准化示范基地和试点来传播知识;合作方式,通过若干企业共同合作执行相同标准来传播知识。作者认为,我国通过标准传播知识最有效方式是认证方式、联盟方式、示范方式与合作方式。书中同时指出,强制方式刚性较强,按照WTO的贸易规则与市场的活跃性和开放性要求,应进一步削减强制性标准的数量。推荐性标准由于约束性和适用性低,也成为被削减的对象。认证方式、联盟方式、示范方式、合作方式成为标准传播知识的主要方式,这一分析结果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得到体现,与发达国家的标准化工作机制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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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上述主要的标准传播知识方式的机理进行研究,发现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就开始了知识传播,这是标准传播的初始方式。以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制定机制为基础,运用SECI(S:社会化;E:外在化;C:组合化;I:内隐化)模型和知识Ba分析框架,对标准制定的7个阶段的知识传播机理进行理论分析。运用模仿类比法,将标准传播知识模拟成无线电传播信号,得出标准化传播知识产生的“雷达效用”,具有较强的方法创新性;运用SECI理论,结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机制、产品质量认证机制,分析了认证传播知识的机理,得出产品认证知识具有“双内显、双外显和双知识”的特征,比质量管理体系更有效的结论。

  

该书研究表明,多数标准联盟是以专利联盟为基础的产业技术联盟。作者运用法理性分析、联盟博弈分析、网络效应分析对联盟方式传播知识的机理进行研究,通过国内外专利纳入标准的法规政策研究,分析了专利纳入标准的条件和要求;运用Shapley值法分析了联盟成员相互合作制定联盟标准的条件;运用网络效应分析了联盟标准传播知识产生的“乐队花车效应”。有些标准涉及的知识比较复杂,需要众多产业链上的企业通力合作才能得以执行。作者将这种合作执行的标准定义为“链盟标准”,并以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为例,从学习型组织、知识传播体系和吸收能力等知识管理范畴,对农业合作传播知识的机理进行分析。学习型组织是合作方式传播知识的场或Ba,知识传播体系是知识传播的网络和渠道,吸收能力则是知识在学习型组织内通过知识传播体系高效传播的保障。

   摘要:尽管运动式治理因其内在缺陷受到诟病,但从本源性分析框架出发解析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源生动力,有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运动式治理。相对有效性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有效性不仅表现为问题导向的有效性,还表现为结构导向的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供给不足是运动式治理长期的现实合理性。只要供给不足的现状依然存在,运动式治理就将有存在空间。与本土治理生态天然契合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源生动力。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在承认运动式治理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应用范围、限度和方法等问题,并思考如何规避其潜在风险或负面影响。

书中还对标准传播知识的绩效进行了评价。首先对标准传播知识对经济增长的绩效进行了评价,作者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成果。选用国家标准、职务专利、教育投入、全社会固定投资、劳动就业人口为要素投入变量,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标准化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991—2013年我国年均10.21%的GDP增长率中,约有0.93%源于标准的贡献。该项研究将标准与专利分设,在专利中仅考虑职务专利,符合我国国情,是该项目的研究创新。

  

作者通过研究证明,认证传播知识所产生的绩效主要是消除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性。理论上,通过评价体系的构建、评价公式的推证、具有代表性的质量认证种类的选取、消费者行为实验设计等,建立了认证方式传播知识所产生的绩效评价方法。实证上,通过对杭州消费市场上质量认证外部有效性的评价,得出认证传播知识所产生的外部有效性为20.26%,即认证消除质量信息不对称,纠正市场失灵和削弱“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有效性为20.26%。该书对标准消除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性进行评价,认为指标体系合理,推证的评价公式正确,构建的消费者行为实验确保了获取真实可靠的数据,所得结果通过旁证是可靠的,这是对信息经济重要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常规治理;制度有效性;本源性分析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

   李辉 ,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 (2016—2017) ,从事区域环境治理与府际合作研究。

姓名:黄先海 工作单位: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域雾霾治理中府际协同的实现机制研究” (15BZZ051)

  

   一、引言

  

   运动式治理亦称运动型治理、运动化治理、运动式执法等[1],是“治理主体运用自身资源,打破常规程序,对社会重大问题或难题进行的运动式专项整治的方式”[2]。2004年,记者刘效仁发表了一篇题为《淮河治理:运动式治理的败笔》的文章,引起学界关注,此后有关运动式治理的理论研究逐渐展开。已有对运动式治理成因的研究,或者概括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内在缺陷所致,或者表述为“被动选择”“无奈之举”“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以较中立或正面立场阐述其成因的文献较少。尽管也有学者指出,运动式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历史遗留的某些问题[3]。运动式治理能够在破解重大治理难题当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4]。但仍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其一,已有对运动式治理绩效表现的论述还不够系统,通常仅指出其表面绩效或直接绩效,而缺少对其间接绩效,特别是深层次的、结构导向绩效的挖掘。其二,已有文献还缺少对运动式治理绩效生成逻辑或机理的探讨,即缺少对绩效“为什么”或“何以产生”的解释机制。尽管也有少量文献指出运动式治理发生和持续的理由,但大部分论述采用的是单一视角和单一维度,对多维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机理缺少整合研究。基于此,本文在明确本源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图系统化、多维度地分析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原因,回答学界对运动式治理的几点争论:运动式治理是一种病态的治理现象,还是具有适用性的国家治理范式;运动式治理的发生和持续,是权宜之计,还是理性选择;对于运动式治理,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和剔除,还是客观看待、努力完善和辩证扬弃。

  

   在《辞海》中,“本源,事物产生的根源”[5]。本源性分析主要是指追本溯源,思考事物存在的根源性因素。尽管学界对运动式治理的评价不一,但现有文献基本上认可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客观存在。那么,主体在选择治理工具时通常要思考如下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用它是否比不运用它更好,即治理绩效如何;二是是否存在更为理想的、可替代的治理工具,以及这种可替代性的治理工具是否充分和完备;三是更为本源性的问题是,这一治理工具的特性是否契合本土化的治理环境或治理生态。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得出“运动式治理缘何长期存在”的本源性分析框架:“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的充分性—治理工具与本土治理生态的契合度。”

  

   二、治理工具的相对有效性: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绩效合法性

  

   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合法性 (Legitimacy) 通常用于评价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被认可或自愿服从的能力与属性[6]。何显明在分析后发国家建构政治体系合法性时提出绩效合法性 (performance legitimacy) 概念,指以执政绩效来支撑执政合法性的战略[6]。本文借用绩效合法性概念旨在说明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相对良好的绩效表现容易获得国家治理体系中各层次的认可和接受。由于这种有效性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因此,本文将这种有效性称为“相对有效性”。

  

   经济学和传统的政治学者大多以制度或治理功能的实现程度来评价其有效性[7]。利普赛特指出:“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能够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8]笔者将这一维度的有效性视为“问题导向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分析途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制度或治理有效性进行了新的研究,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制度或治理如何影响行为[9]。与“问题导向的有效性”相比,该维度的有效性不仅指制度或治理对具体公共事务和治理问题的回应性,还体现为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即“结构导向的有效性”。

  

   (一) 问题导向的有效性

  

   在现有运动式治理有效性的研究成果中,对其直接、短期、可评估的绩效表现不乏论证,即运动式治理通过调动和整合各部门、各层级的政府资源,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运动式治理还存在间接、长期的绩效表现,只是这些绩效表现不易被察觉和衡量。其中包括:

  

   1. 累积效应。

  

   已有研究常诟病运动式治理逃不出“治理—乱象—再治理—再乱象”的轮回[10]。诚然,一些专项整治行动、联合执法行动过后,社会治理问题的再反弹现象比较突出,但经过多次反复和效应积累,运动式治理客观上还是对回应社会治理问题有所贡献。以“创城运动”为例,哈尔滨市经过2004—2014年的“十年创城路”,坚持不懈地开展环境治“脏”、交通治“堵”、秩序治“乱”、窗口治“差”、设施治“缺”、生态治“污”等专项整治,私搭滥建、乱贴乱画、交通“三乱”等现象的治理成效突出[11]。多次重复的运动式治理通过效果累积对改善城市面貌发挥了重要功能。

  

   2. 试验效应。

  

   试验的本意指“为了察看某事物的结果或某事物的性能而从事某种活动”[12]。公共领域的治理试验非常普遍,自上而下推行的试点工作及其推广、自下而上推行的局部改革都可以视为治理试验。以2014年媒体热议的“APEC蓝”为例,为保障APEC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京津冀地区联合采取了“史上最严”措施,其中,多项措施由于可重复性不高饱受争议[13]。但从治理试验的角度出发,笔者依然认为“APEC空气质量保障行动”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试验价值。

  

   3. 警示效应。

  

   由于运动式治理的动员范围广、执行标准严、行动速度快、惩罚力度重,会对“潜在违规者”产生较强的威慑作用,从而减少违规或违法事件的发生。以“百城禁毒会战”为例,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一场“公安部统一指挥、高站位部署、高强度推进,多省市联动、多警种合力、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毒品专项治理行动开展,取得了重大成果,狠狠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给潜在的毒品犯罪人员予以警示[14]。运动式治理的这一绩效特征对积重难返和负面性特征极明显的公共治理问题尤为适用。

  

   4. 示范效应。

  

   运动式治理的试验效应必然带来示范效应,为后来者解决类似治理问题提供了借鉴。以“非典”事件对预防“禽流感”的启示为例,“非典”事件中后期,我国政府在短短7天7夜内建立了一座各项设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传染病医院——北京小汤山医院,并对全国各地区人员实施严格的控制。这一行动为“禽流感”以及类似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工作提供了启示,包括“加强危机意识,建立高效危机管理信息系统,健全危机管理的领导和协调机制,加强危机管理相关法制建设”[15]。

  

   此外,运动式治理还以其超常规的执行力和及时性在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等特殊情形下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我国政府反“暴力恐怖袭击”为例,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2013年北京金水桥“10·28”事件、2014年昆明“3·01”事件等[16]由于暴力恐怖袭击具有“发生难以预测、目标难以明确、事态的发展难控、危害涉及面广、处理综合难度大”的特点[15],制度性和常规性措施往往收效不明显,超常规的运动式治理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结构导向的有效性

  

   1. 从组织管理的视角出发,运动式治理能在短时间内充分调动内外资源,实现组织行动力和协调性短期提升。正如李元珍指出的,在运动式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会最大限度地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等公共资源,从重、从快地进行行政活动[17]。例如,严打行动通常涉及公、检、法等部门联合办公;创城运动至少涉及行政执法部门、交通警察部门、社会治安部门及宣传部门等的联合行动;空气污染和流域污染等跨界公共问题的专项治理还涉及不同地方政府间的联防联控。正如曹龙虎指出的,运动式治理比较好地整合各个部门的力量和资源,克服政府部门因条块关系而产生的互相推诿和“踢皮球”现象,强化了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18]。这种联合行动因其行动中联合起来、行动后各自归位的灵活性,对科层制组织形成了有益补充,为政府运行机制的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

  

   2. 从社会动员的视角出发,P.布尔迪厄认为,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能作为一种没有依托的力量而存在[19]。伴随着多中心治理的浪潮,资源配置已不再局限于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挖掘公民潜力,增强公民社会参与意识是治理时代的又一大重点任务。作为革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后革命时代的延续,运动式治理的盛行体现为对传统革命动员逻辑的路径依赖[18]。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动员已被抛弃,但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继承了其社会动员的优势。列宁指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又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20]这表明“运动”的精要所在,又说明社会动员的重要性。经过运动式治理,政府实际上建立起与社会间的特殊对话机制,通过宣传和社会动员,改变社会成员的自我意志并形成“认同聚合”[21]。

  

  1. 从政治权威的视角出发,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指出:“所有科层制思维的基本定式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问题。”[22]在运动式治理中,政府的基本逻辑是凭借政治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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