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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毒看苏共垮台的教训,中度

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历史形成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必然否定蕴含在其中的党的优良传统。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史、国史和军史做法及危害,许多研究成果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其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危害,研究成果还不是太多,这里作一简要分析,以引起方家注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苏共一步步地失去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取消党的领导。

一、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的优良传统的要害本质

苏共党内的历史虚无主义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他试图对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问题和错误进行纠偏和改革,但是勇气和鲁莽有余,政治理性、战略思维和统筹不足。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揭盖”,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在客观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由于斯大林在苏联苏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巨大影响和特殊地位,对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一定要采取慎重稳妥的办法,特别是要从党和国家大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和影响通盘考虑。在斯大林刚去世不久就急于对这位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况且还是有失全面和公允的评价,表现了赫鲁晓夫政治上的不成熟。这次大胆而欠缺策略的“揭盖”过于纠结斯大林的品质问题,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离心倾向。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苏联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理论界出现了要求打破思想禁锢和进行改革的“解冻”思潮,这是对斯大林晚年一些错误的消除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解冻”思潮愈演愈烈,长期蓄积的不满和积怨需要正确对待和引导,需要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有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本领和战略眼光以及胆识。遗憾的是,赫鲁晓夫搞得虎头蛇尾、思路混乱,忽而采取大开闸门行动,忽而紧急制动和刹车,产生不少后遗症。不能忽视的是,这种“解冻”思潮逐渐失去控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缺乏历史的分析,缺乏全面的、公正的评价,而把错误的根源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其大加丑化,这种剧烈的大转变极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茫然和混乱,而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则乘虚而入。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一大批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年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此开始动摇,产生信仰信心信任危机,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后来的表现中找到一些痕迹。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突然对斯大林展开新的批判,甚至将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移出,原来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和设施都更换了名称,一些人进而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质疑,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引起了新的混乱,从而在较大范围内产生了信仰危机,一些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戈尔巴乔夫等后来成为“20大产儿”。

党的优良传统是在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培育形成的先进和优良的思想、信仰、精神以及习惯、做法、制度机制等的总和。这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不同时期党培育形成的伟大精神,都是党的优良传统的体现;不同时期产生的英雄模范人物,都是党的优良传统的人格化。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仅反映着党的先进性质,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传递种群和个体生命的是基因,保持民族、政党等本质及特色的是传统。基因的丢失意味一种群、一生命体的变异和灭绝,传统的丢失则意味着一民族、一政党的变质和消亡。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以“改革家”的姿态出现,引来人们的热切期待和关注。但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 [1]的戈尔巴乔夫的整体改革措施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既缺乏审慎的深邃洞察,也没有周密系统的可行方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即从以往过度的集中跳到过度的失控的变味的民主, 实施没有界线和底线的绝对化的“公开性”和“民主化”,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导致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党内反对派的蜂拥而起导致党的分裂,最后苏共在“民主化”和“公开化”的洪流中被裹挟到一败涂地的地步。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千方百计在这一事关党的性质和生命的重大问题上做文章。其鼓吹者以党的建设历史方位变化、“转型”为借口,不加分析地将党的优良传统与僵化、保守、落后等同起来,党的行之有效的做法也被视为“违背政党活动的共同规律”,企图以所谓“现代政党”模式改造中国共产党;把体现党的优良传统、家喻户晓的革命英烈,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等进行侮辱性的演绎和再评价,以摧毁人们对这些英雄模范的传统认知,这些拙劣表演遭到人们的广泛谴责和唾弃。

民主化和公开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要求,但是不存在绝对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把民主化和公开性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万能钥匙,民主化和公开性被赋予和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和作用。这种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片面夸大、绝对化、极端化的民主化和公开性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是导致了各种极端思潮和错误理论喷薄而出、泛滥成灾和恶性膨胀。特别是早就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雅科夫列夫掌管苏联意识形态大权后(早在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就向戈尔巴乔夫进言:“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2])将主要的新闻媒体负责人都换成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与之相呼应,社会上各种非正式出版物迅速冒出,成为揭露苏联社会主义和苏共“错误”和历史“罪过”的舆论急先锋。这样,失去理性的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舆论急速转向狂热和喧嚣,颠覆传统、嘲笑英雄、解构主流、消解崇高和理想、炒作历史秘闻和挖掘阴暗面成为时尚。一时间,国内的各大党报党刊上的一些所谓“反思”文章,在“不留历史空白点”的旗号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和攻击。斯大林被描绘成反复无常、残酷暴虐、具有迫害狂和杀害狂倾向的“专制君主”;斯大林主义成了法西斯主义和专制集权的代名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一部专司屠杀无辜、民族清洗的恐怖政治机器。1988年6月,《消息报》公开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1988年夏天,《新世界》杂志载文宣称,“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方法论的先声”,“始作俑者正是列宁”,十月革命使苏联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常态文明”,使俄国的发展走向了错误路径。对于大量的攻击苏共、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戈尔巴乔夫采取了默许、纵容和支持态度,甚至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雅科夫列夫在后来也承认,他当时担当起了保护“公开性”文章急先锋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在改革实践中,戈尔巴乔夫由逐步否定斯大林体制再逐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称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是“专横的官僚行政体制”。由于戈尔巴乔夫带头主张毫无限制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改革严重失误造成的社会危机全推到前人身上。他宣称:苏联人民今日的苦难就是过去苏联实行“斯大林专制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声称“同过去的一切历史决裂”,“应当炸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

蚁穴虽小,可溃千里长堤。对此必须始终保持高度重视。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传统“失传”始终是一个危险。西方政治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三代领导人之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随着历史的延伸,后来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人能够放弃过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优良传统,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改变。如何把党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是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党历来重视自身的历史和传统,一再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党的优良传统都永远不能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要求,在改进作风上作表率,下大力气解决全党在作风问题存在的严重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历史担当精神。今年11月7日,是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此前不久,我们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苏联和中国、历史和现实再一次交汇。苏联共产党的戈尔巴乔夫在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五年后宣布苏联解体,俄罗斯等民族自此一蹶不振;中国共产党的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最高领导人五年后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苏两党的同途殊归,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对于自身历史、传统的不同态度,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此相呼应,一些人完全置党的纪律于不顾,“毫无限制”地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抨击的言论与行动,不加辩证分析地否定斯大林及社会主义制度,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万恶之源”,严重丑化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反共势力乘机假借各种历史问题,号召清算苏共的“历史罪行”,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年代称之为“黑暗年代”。苏共对此不能进行有力的反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暗淡了,苏联走向全面的政治文化和信仰危机。正如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多也评价道:“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极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为数不多的党和国家的历史才被这一颜色涂染。美国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有黑暗的章节——奴隶制、消灭土著的印第安人。但它从未收到过如此片面的否定……如果说以前对事实的歪曲来自国外的反苏势力,那么现在则是由苏联的主要报刊杂志和往往知名的党员通过苏联电视台向苏联人民提供的……所有的极端分子——从民族主义分子到反共分子——都充分利用了公开性及没有限度这一点。在美国,无论报刊还是电视都不像苏联那样自由。摆锤从以前对舆论工具的严格监督摆向另一个极端。目前许多主要的苏联报纸和杂志上的反苏内容比美国多,某些电视也是如此。此外,这种反共要巧妙得多,因为它建立在对党和苏维埃的历史内部了解的基础上。” 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组织召开历史学家座谈会,针对由一些媒体、作家、政论家和少数历史学者发起的一阵阵“反思历史”运动导致的社会舆论混乱现象,著名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库库什金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3]但是,这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和建议没有被采纳。

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方向

总之,苏共在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的深刻教训是,弱化和放弃了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西方国家“分化”“西化”“丑化”的图谋以及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乏力和无力,对媒体和舆论放任和失控,搞政治多元化,放弃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导致失去正确发展方向。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否定党的优良传统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对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作颠覆性的重新评价。特别是延安整风。他们无视延安整风在党和人民奋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简单地把延安整风归结派别斗争、“造神运动”,把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问题归因于延安整风,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其根本企图就是从源头上否定党的自身建设及优良传统。


众所周知,延安整风从多方面奠定党的建设及优良传统的基础。邓小平在谈到延安整风的伟大贡献时指出:“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1]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的思想高度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树立和发扬起来;为解决党内矛盾问题找到了开展全党集中教育活动这一新途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包括党在十八大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是对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展。对延安整风能不能正确评价,实际上关系到要不要继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要不要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我们决不能让任何错误思潮在党的重大历史节点问题上任性妄为。

[1] 这是1991年11月18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演讲时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参见

三、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焦点

[2]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的优良传统攻击的焦点是民主集中制。一些人利用党在历史上出现的失误,攻击实行民主集中制是“专制”、“极权”,扬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声称民主集中制是战争时代、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已经过时。在这些错误思潮的影响渗透下,前些年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受到一些人污言秽语的谩骂和围攻,气焰极为嚣张。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可想而知。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是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这一教训必须认真吸取。

[3] 参见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1页。

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重要目标,主要是这一制度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立党立国的基础制度。它不仅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执政后也成为国家政权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原则;不仅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规范国家政治活动、权力结构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基本制度,都贯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民主集中制是使党始终成为统一、团结、充满活力、有战斗力的党,国家始终保持团结统一、社会稳定和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制度保证。离开和否定了民主集中制,不仅党和国家要变质改性,党和国家的组织体系、权力结构及制度规范等也都可能会像东欧苏联等国剧变时那样坍塌瓦解。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最希望看到的。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独特优势。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集中力量甚至是举国之力办成许多大事,克服许多难事,迎来许多喜事,无不与我们党和国家的这一制度体制紧密相连。相反,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决不能因出现一些杂音、噪音而对这一制度产生任何怀疑和动摇。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发展,党的历史方位不断发生重大变化,党面临着多重考验和危险。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经验。不能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党的优良传统,也不能以保守僵化的观点固守过去的一切。保守僵化只能授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以更多口实。把继承与发展、坚持和完善、保持与借鉴统一起来,是我们党对待一切优秀历史遗产的根本态度,也是我们党对弘扬自身优良传统的根本态度。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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