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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俄罗丝在古板和历史难点上的训诫,从历史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2016年是苏联解体25周年,201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正确认识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对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苏共一步步地失去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取消党的领导。

一、历史问题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

苏共党内的历史虚无主义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他试图对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问题和错误进行纠偏和改革,但是勇气和鲁莽有余,政治理性、战略思维和统筹不足。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揭盖”,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在客观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由于斯大林在苏联苏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巨大影响和特殊地位,对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一定要采取慎重稳妥的办法,特别是要从党和国家大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和影响通盘考虑。在斯大林刚去世不久就急于对这位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况且还是有失全面和公允的评价,表现了赫鲁晓夫政治上的不成熟。这次大胆而欠缺策略的“揭盖”过于纠结斯大林的品质问题,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离心倾向。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苏联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理论界出现了要求打破思想禁锢和进行改革的“解冻”思潮,这是对斯大林晚年一些错误的消除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解冻”思潮愈演愈烈,长期蓄积的不满和积怨需要正确对待和引导,需要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有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本领和战略眼光以及胆识。遗憾的是,赫鲁晓夫搞得虎头蛇尾、思路混乱,忽而采取大开闸门行动,忽而紧急制动和刹车,产生不少后遗症。不能忽视的是,这种“解冻”思潮逐渐失去控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缺乏历史的分析,缺乏全面的、公正的评价,而把错误的根源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其大加丑化,这种剧烈的大转变极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茫然和混乱,而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则乘虚而入。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一大批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年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此开始动摇,产生信仰信心信任危机,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后来的表现中找到一些痕迹。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突然对斯大林展开新的批判,甚至将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移出,原来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和设施都更换了名称,一些人进而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质疑,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引起了新的混乱,从而在较大范围内产生了信仰危机,一些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戈尔巴乔夫等后来成为“20大产儿”。

2016年9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议会大选获胜的党派领导人时称,从青年时期就要培养责任心和爱国精神。他在回应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呼吁加强警惕反苏行为、仇俄行为和清算历史旧账等问题的发言时讲道:“您了解我对于苏联解体的态度,这本完全可以避免,当时可以进行改革,包括带有民主性质的改革。但我想提请你注意的是,当时领导苏联正是苏联共产党,而不是其他主张民族主义和一些破坏性思想的政党,而这类思想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都是毁灭性的。[2]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普京此处指的苏共是戈尔巴乔夫掌权的苏共,是被戈尔巴乔夫改造后、自取灭亡的末期的苏共。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以“改革家”的姿态出现,引来人们的热切期待和关注。但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 [1]的戈尔巴乔夫的整体改革措施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既缺乏审慎的深邃洞察,也没有周密系统的可行方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即从以往过度的集中跳到过度的失控的变味的民主, 实施没有界线和底线的绝对化的“公开性”和“民主化”,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导致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党内反对派的蜂拥而起导致党的分裂,最后苏共在“民主化”和“公开化”的洪流中被裹挟到一败涂地的地步。

普京反问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纠缠旧账不好,可是清算历史是在苏联时期开始的。一次次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掀起我们历史上那些沉重的篇章。这样做,对与不对?让历史学家去说吧!当然了,有积极的成分,但更多的情况是,最终造成摧毁了这个制度。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又是另一回事。

民主化和公开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要求,但是不存在绝对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把民主化和公开性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万能钥匙,民主化和公开性被赋予和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和作用。这种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片面夸大、绝对化、极端化的民主化和公开性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是导致了各种极端思潮和错误理论喷薄而出、泛滥成灾和恶性膨胀。特别是早就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雅科夫列夫掌管苏联意识形态大权后(早在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就向戈尔巴乔夫进言:“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2])将主要的新闻媒体负责人都换成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与之相呼应,社会上各种非正式出版物迅速冒出,成为揭露苏联社会主义和苏共“错误”和历史“罪过”的舆论急先锋。这样,失去理性的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舆论急速转向狂热和喧嚣,颠覆传统、嘲笑英雄、解构主流、消解崇高和理想、炒作历史秘闻和挖掘阴暗面成为时尚。一时间,国内的各大党报党刊上的一些所谓“反思”文章,在“不留历史空白点”的旗号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和攻击。斯大林被描绘成反复无常、残酷暴虐、具有迫害狂和杀害狂倾向的“专制君主”;斯大林主义成了法西斯主义和专制集权的代名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一部专司屠杀无辜、民族清洗的恐怖政治机器。1988年6月,《消息报》公开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1988年夏天,《新世界》杂志载文宣称,“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方法论的先声”,“始作俑者正是列宁”,十月革命使苏联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常态文明”,使俄国的发展走向了错误路径。对于大量的攻击苏共、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戈尔巴乔夫采取了默许、纵容和支持态度,甚至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雅科夫列夫在后来也承认,他当时担当起了保护“公开性”文章急先锋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在改革实践中,戈尔巴乔夫由逐步否定斯大林体制再逐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称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是“专横的官僚行政体制”。由于戈尔巴乔夫带头主张毫无限制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改革严重失误造成的社会危机全推到前人身上。他宣称:苏联人民今日的苦难就是过去苏联实行“斯大林专制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声称“同过去的一切历史决裂”,“应当炸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

联想到2016年1月普京曾在全俄人民阵线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他至今保存着苏联共产党党员证,并指出,他至今仍然喜欢共产主义思想。2005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国情咨文中谈到,苏联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从普京的言论可以看出,普京对历史特别是不久前的苏联那段历史有着自己的看法。但是囿于政治上的考虑和多重角色的限制,他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只能点到为止,其历史观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这正像1000多年跌宕起伏、多灾多难的俄罗斯民族历史一样,即有辉煌的篇章,也有黑暗的一页。

与此相呼应,一些人完全置党的纪律于不顾,“毫无限制”地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抨击的言论与行动,不加辩证分析地否定斯大林及社会主义制度,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万恶之源”,严重丑化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反共势力乘机假借各种历史问题,号召清算苏共的“历史罪行”,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年代称之为“黑暗年代”。苏共对此不能进行有力的反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暗淡了,苏联走向全面的政治文化和信仰危机。正如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多也评价道:“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极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为数不多的党和国家的历史才被这一颜色涂染。美国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有黑暗的章节——奴隶制、消灭土著的印第安人。但它从未收到过如此片面的否定……如果说以前对事实的歪曲来自国外的反苏势力,那么现在则是由苏联的主要报刊杂志和往往知名的党员通过苏联电视台向苏联人民提供的……所有的极端分子——从民族主义分子到反共分子——都充分利用了公开性及没有限度这一点。在美国,无论报刊还是电视都不像苏联那样自由。摆锤从以前对舆论工具的严格监督摆向另一个极端。目前许多主要的苏联报纸和杂志上的反苏内容比美国多,某些电视也是如此。此外,这种反共要巧妙得多,因为它建立在对党和苏维埃的历史内部了解的基础上。” 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组织召开历史学家座谈会,针对由一些媒体、作家、政论家和少数历史学者发起的一阵阵“反思历史”运动导致的社会舆论混乱现象,著名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库库什金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3]但是,这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和建议没有被采纳。

与此相对照的是,20多年来戈尔巴乔夫却一直在推脱自己对苏联解体的责任,对此面对西方媒体批评普京。戈尔巴乔夫称“普京在拉着俄罗斯回到过去”。戈尔巴乔夫说道,困扰我的是普京率领的统一俄罗斯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想维持现状,没有向前迈步。反之当国家亟需现代化,他们却拉着我们回到过去。统一俄罗斯党有时令我想起从前的苏共。[3]戈尔巴乔夫的一席话令人想起美国政要如奥巴马和希拉里等对普京的批评“普京一只脚还踩在过去”,“普京在恢复苏联”。

总之,苏共在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的深刻教训是,弱化和放弃了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西方国家“分化”“西化”“丑化”的图谋以及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乏力和无力,对媒体和舆论放任和失控,搞政治多元化,放弃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导致失去正确发展方向。

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如何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十分成熟的重要标志。作为创建和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共产党,在其70多年的执政历史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坎坷和失误,其中某些阶段的历史问题需要澄清。但是,对待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与此同时,要处理好历史与政治、领袖与政党、历史与意识形态、历史与现实等相互关系。对待党的历史,要坚持党性原则,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随着国内整个“改革”的进行而逐步解决。既要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更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思历史,绝不能心血来潮、一轰而起,或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实际上是迎合当前的政治需要,这实质上是重复了过去的错误,不仅是有害的,也是可耻的。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及其周围的某些“自由民主派”却是这样全面否定苏联历史的。[4]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不仅延伸到包括列宁在内在苏共所有领导人,而且借批判“肃反”运动,怀疑苏共历史,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5]

[1] 这是1991年11月18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演讲时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参见

苏联的历史,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变的框框和解释。但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作法提出了批评。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发起公开性和民主化运动,号召“新的思维方式”,多次鼓吹“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强调“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在他的鼓励下,苏联思想文化领域一些极端势力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

[2]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在他们的直接支持下,一些人热衷纠缠历史旧账,肆无忌惮地否定苏共过去的一切。先是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怀疑十月革命、批判苏联体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共同掀起的这股“历史热”来势汹涌,触目惊心,引起了社会对历史的重新全面审视和激烈争论,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实属罕见。[6]

[3] 参见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1页。

二、苏共后期历史反思潮

人们了解的历史常常是现代生活的映照,历史叙事实际上是现代观念的努力。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往往是谁掌握了统治权,谁就掌握了历史叙事权。

当今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的“反思历史热”运动时写道,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号召填补“空白点”、改写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倾向性,并非是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主要是为推动他的改革制造舆论,实现其政治目的。[7]

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要求重新编写教科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为保证新闻舆论思维正确的“宣传口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经常和新闻界领导人“对表”。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同新闻界和艺术创作领导人座谈会上谈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应原谅和饶恕。[8]

1987年,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由雅科夫列夫等精心策划和起草了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9]报告以列宁的名义掩护下,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10]。雅科夫列夫坦白,他目的是想借70周年大庆的环境将“新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份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11]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上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上的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12]

应当指出,当时苏共党内和领导层中间对待这场“历史热”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地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13]对于反思历史、翻历史旧帐,苏联社会中不但历史学界深表担忧,苏共普通党员和群众中反对丑化历史的声音也很强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文章指出,“改革”进行几年了非但未见成效,反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着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维·阿法纳西耶夫亲自组织,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是苏联社会的保守势力的声音,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开始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列主义是空想和教条。从此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参与下,苏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过去的历史道路方面走得更远。[14]

三、借“反思历史”实行政治清算

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曾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这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后由苏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公开性、民主化”浪潮的鼓舞下,政治风向急速转变。一些民间“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名为“纪念”的历史教育协会。该协会的目的就是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历史真相,为苏联历史受害者建立纪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历史的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15]

四、新闻媒体等充当了“历史翻案”的急先锋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前夕,参与这场“历史反思热”中专业历史学家很少,是许多非历史专业的一些文人、写手等却充当了“急先锋”,而新闻媒体和文学电影在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В.沃罗比耶夫在1989年初所指出的那样:“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这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除极少数人积极卷入这项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数。”[16]

不过,还是有少数激进的历史学家投入到“改写历史”的运动中,如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和苏军政治部将军德·沃尔科戈诺夫。正是源于此,前者一度被包装成“民主斗士”,90中期以后又偃旗息鼓;后者则由苏军总政治部负责心理战、宣传战的副部长变成了叶利钦的“御用文人”[17],借着攻击列宁和斯大林[18],现已不在人世。这股反思历史的潮流造成整部苏联历史都需要改写。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取消这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

面对历史领域的混乱状况,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历史学家座谈会,会议由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辩解:“当前的社会政治气氛取决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应维护那些应当受到揭露的东西。良心不能交易。对过去错误的清算必须进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19]参加此次会议的苏联历史学界的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斯米尔诺夫、尤·库库什金、德·科瓦里钦科等纷纷发言,对当时社会的历史热潮表示忧虑。格·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他不赞成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尤·库库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尤·库库什金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学术秘书德·科瓦里钦科院士要求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面对院士们的发问,身为中央书记的瓦·梅德韦杰夫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列宁、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选择。[20]之后,此次苏共中央的座谈会便没有了下文。在苏联后期,政治浪潮风起云涌,政治高烧不断,社会情绪高涨,在这种背景下,专业历史学者的理性的声音被汹涌的浪涛淹没了。[21]

后来俄罗斯历史学家反思道,80年代下半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一般说来,它们都“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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